香港经济萎缩（香港经济停滞）-香港在线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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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目录：

1、香港经济增长能力为何长期衰退
2、香港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香港房价1997年为什么暴跌
4、香港回归后经济怎麽样了

香港经济增长能力为何长期衰退

香港制造业难适应内地产业和区域结构变化香港的经济增长能力为何绩不如人？第一个原因是香港制造产业外移，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也是讨论最多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把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成功的轻型制造业转向中国内地，主要是对珠三角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转移。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产业外移趋势，但显然不如香港转移的如此彻底。所以自1997年以来，香港本地制造业持续萎缩，但其他“三小龙”的制造业却还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根据新世纪初期对香港经济的有关研究，说明香港本地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是40%，转口的附加值率是20%，离岸贸易只有不足8%。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总产出的比重曾高达30%，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仍高于20%，但是到新世纪初已下降到5%，2010年已不足1.7%。从工业占总产出比重看，目前香港已经减少到只有其他“三小龙”的1/4-1/5。因此制造业这个高附加值产业长期持续衰退，显然是香港经济增长能力长期下滑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香港的优势相分离。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轨迹，前十年具有显著的“轻型化”倾向，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转向了低积累、重消费的增长轨道，同时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国有企业为主体，而国企在获得经营自主权后，收入分配有明显重视消费的倾向。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个人收入与轻工业增长显著超过了储蓄与重工业的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与香港向内地大规模转移轻型制造业的过程是高度配合的。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由于长期地处海防前线，建国以来没有布局重工业，所以轻型工业比重显著高于中国北方地区，就更容易接受香港的轻型产业转移。从香港对内地的投资结构看，60%投资于珠三角，超过1/3的企业注册在珠三角，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香港企业的产业转移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并带动了香港本地经济的转口、进出口等贸易高速发展。这是推动香港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后期这近20年中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酝酿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转型。从重工业比重看，在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还占工业总产出的近80%，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下降到45%以下，但是到1990年又回升到50%。同时，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从1988年的7.7%，猛升到1993年的超过20%。同期中国经济的总储蓄率则从33%上升到42%，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世界最高水平。这个变化已经不是在传统体制下由国家强制发生，而是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自然出现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向产权层面发展，开始给中国城市微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经历十年的居民储蓄阶段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也开始具备购买住房与汽车的能力，1998年政府又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因此到9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出现了对住房与汽车的需求，200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居民对住房与汽车的爆发性需求。这两大需求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出现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住房与汽车的生产都必须由重工业来支撑。例如，一台汽车至少需要一吨钢，十层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钢，十层以上还要翻倍。这就引起了中国的工业产出结构“由轻而重”的长期变动过程。从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看，到2010年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50%的上升到71.4%。从珠三角地区看，90年代以来工业结构也是越来越“重”，广东省1993年轻工业比重还高达2/3，到2000年就已经对半，目前则超过了60%。但香港在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了自己的轻型产业后，却没有像其他“三小龙”那样继续本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步伐，而是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迈向金融、地产、贸易和文化、旅游、教育等代表的服务业，这就使得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不匹配，甚至渐行渐远。由此，一方面内地经济难以继续从香港经济中获得产业升级动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服务产业亦难以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得动力。第三个原因是新全球化改变了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香港经济则由于朝向服务业而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冷战结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接着开始出现了新全球化过程，到新世纪初新全球化出现了“奔腾化”发展。巨大的外部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巨大动力。同时，美欧发达经济体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使中国的贸易结构得到提升。1994年是中国出口结构的一个转变点，这一年的机电产品出口开始超过了传统的轻纺产品出口，到2011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是轻纺产品出口额的3倍，占出口比重也从1994年的18%上升到48%，这个变化是拉动中国经济朝向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在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中国转移，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利用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与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建立起新的全球装配制造业中心。而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则与中国展开制造业内部水平分工关系，负责零配件的供应。这样，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对美欧贸易，大量转变成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美欧的贸易急剧增长，并形成大量顺差。因此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东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围绕着这种新的产业分工联系而展开的，但是香港由于制造业萎缩，与内地在制造产业联系方面日益松弛，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就难以出现上世纪80年代那样高速发展的盛景。例如，1995-2011年，中韩贸易增长了足足20倍，同期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只增长了不足6倍，而导致中韩贸易获得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需要从韩国大量输入零配件。到上世纪80年代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还占到中国与亚洲地区贸易总额的一半，到目前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5%。第四个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区域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对香港的服务产业也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一直都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即工业结构越往南往东就越“轻”，相反北部和西部的重工业比重更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由于经济结构的“轻型化”倾向，使得国内需求集中指向了珠三角这个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加之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轻型产业转移，使珠三角的轻工产业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得以在长期内领先全国。但是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朝重化工业发展，需求重心开始向珠三角以北地区转移，这种“经济增长极北移”的现象，使工业、贸易与投资活动都不断向珠三角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尤其是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由于香港在地域上远离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香港的服务产业优势更加难以发挥。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极向北移动，特别是向长三角地区移动的趋势极为明显的。珠三角地区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香港是发达经济体，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就广东省本身看，贸易比重从1997年的49.2%下降到2010年的32.4%，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2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广东省GDP总值目前还是全国第一，人均GDP却早已被江苏与浙江超过；中国重工(4.46,0.00, 0.00%)业最发达的辽宁省，2011年的人均GDP也已经追上了广东。从工业总产值看，2010年广东是8.6万亿元，而江苏是9.2万亿元。从工业规模看，广东已经被江苏超过。由于重工业是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轻工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其人均附加值也会高于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2011年江苏省的重工业比重是73.4%，而广东当年是61.5%，因此江苏的人均工业产值就比广东高出了46%，最终反映为2011年江苏的人均GDP比广东高出了22.6%。广东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下降，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就具有长期影响。第五个原因是香港服务业难于和内地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也直接受到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日趋发达、服务业发展日趋成熟、服务业逐渐本地化的巨大影响。例如，2011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超过四成不经过香港而由本地直接出口。2000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还刚刚超过香港的一半，但是到2011年已经比香港高出1/3。目前珠三角地区正在兴建高铁网络，建成后在半径300公里范围内将形成“一小时”都市圈，整合珠三角范围内所有主要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更发达，产业联系也更紧密，估计服务业脱离香港而更加本地化的倾向也会更加明显。由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珠三角地区贸易的本地化趋势，香港的转口贸易增长率到新世纪初就到达了顶峰，其后不断滑落，1991-2000年年均增长12.9%，2001-2005年8.7%，2006-2011年7.5%。转口贸易下滑也促使香港转向新的贸易方式，即发展服务于内地的离岸贸易。有分析说明，香港的离岸贸易额已占到内地贸易总额的13%-14%。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离岸贸易方式的附加值率远低于本地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方式，2010年只有6.7%，因此贸易方式的变化虽然是香港寻找新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举措，却不是找到了更强的增长动力。缺乏实体产业优势是所有问题逻辑起点以上是从制造业以及香港以外的角度分析香港问题，下面还需要对香港本地服务产业结构做一些分析。自香港回归以来，历届香港特区政府都把“四个主要产业”和“六个优势产业”当成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主体和主要促进发展对象。这十个产业无一例外都是服务产业，目前在经济总产出中占了2/3，在全部就业中也占了60%。因此分析这十大产业的发展状态，对于我们理解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产业发展优势一般可以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为尺度，计算方法是用一个产业占GDP的比重除以其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如果比值大于1，就说明该产业的人均产出高于全体产业水平，相比于其他产业就有更多增长空间，会引起生产要素向该产业流入，反之亦然。从香港“六项优势产业”来看，没有一个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也没有一个产业的比较优势能高过金融和贸易物流这两个产业。“四个主要产业”中的旅游和专业与工商服务这两个产业的比较劳动成产率也低于“1”，也无法与金融和贸易物流相比。而金融和贸易物流不仅比较劳动生产率显著高出其他服务业，并且规模大，占了香港全部产出的41%和十大服务业的62%。这种情况说明，尽管金融和贸易物流以外的其他服务业的增长势头近年来还不错，但这八大服务业中的哪一个，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替代金融和贸易物流这两大服务业的地位。问题也就在这里。香港的金融与贸易物流产业相对于香港其他服务业的优势之所以特别明显，正是因为这两大服务业与内地的实体经济联系最紧密，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内地的实体经济早就产生了与香港服务业分离的趋势，所以这两大服务业的优势随着内地服务业的崛起，或者正在被削弱，或者迟早要被削弱。从贸易与物流这个香港第一大产业看，自2005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比香港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还低40%，因此2005年还占到总产出的28.6%，2010年就下降到25.5%。香港金融业的优势目前虽然很突出，但却是建立在目前中国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国际资本进入中国需要借道香港的基础上。必须看到，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平原，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是珠三角平原面积的20倍，未来20年将会形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都市群，会集中3亿城市人口与中国40%的经济总产出，因此以长三角庞大的经济规模为支撑，上海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迟早会超过香港。综上所述，香港经济没有实体产业优势是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服务业分为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像教育、医疗、文化等都是生活性服务业，这类服务业的增长依赖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则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最紧密的就是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分工发展与产出增长才引发了对金融、贸易和物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香港由于近20年来制造业明显萎缩，与内地在制造产业方面的经济联系日渐淡漠，与内地经济原有的贸易与物流方向就很容易被改变，金融业的地位也很容易被逐渐崛起的长三角新制造业中心所取代。世界上不乏纽约、伦敦等服务业比重和香港相若的城市经济体，它们在长期发展中都能保持住持久的优势地位，而香港却在服务业发展仅20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颓势。这其中的道理是，服务业与制造业最大不同之一，就是需要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纽约和伦敦等金融中心，都是处在本国制造业的中心位置，与本国实体经济之间是“零距离”接触。但是香港由于“一国两制”的原因，有着边界和通关的麻烦，因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虽有人才优势，却无空间与时间的优势，一旦内地的服务业发展成熟，就会出现本地化趋势。所以，香港没有实体经济优势，服务产业与内地实体经济又是“两张皮”，越来越贴不到一起，就是15年来香港经济逐渐丧失增长动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不改变，再过10年香港还是走不出低增长的格局，甚至可能更糟。面对香港回归以来经济活力下降的情况，中央政府也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振香港经济。自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以来，到今年已经连续签署了九个补充协议，但总的来说是“文不对题”。因为这些措施的出发点都不是想要如何用好香港的关键战略地位，如何发挥出香港本来就拥有的制度和市场优势，而是以内地对香港减税、让利和开放各类市场方式来为香港“输血”。前几期的CEPA着重于对原产于香港的制造业产品减税和开放市场，后几期则集中于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与香港人才的引进。试想在制造业已经萎缩到不足经济总规模2%且还在萎缩的时候，CEPA能让香港的制造业起死回生吗？在“一国两制”通关不便的背景下，开放服务业的结果就只能是香港人才向内地流动，内地的生意却很难向香港积聚。而香港人才大量北上的结果，只能让香港的服务业在制造业“空心化”后，也发生“空心化”倾向。所以这10年来，尽管CEPA已经搞了九期，成果却乏善可陈，就并不奇怪了。香港的问题虽是由于制造业过早衰退，但是走回头路去重新振兴制造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香港的出路还是在于如何发挥香港服务业优势。由于服务业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香港服务业的前途仍取决在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会处在怎样的地位，拥有怎样的优势，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的地位、优势与作用，显然不是仅立足于香港能观察到的，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长期发展的大局才能观察到。

香港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制造产业外移。

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把60年代以来发展成功的轻型制造业向中国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转移，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自8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产业外移趋势，但显然不如香港转移的如此彻底，所以自1997年以来，香港本地的制造业仍在继续萎缩，但其他“三小”的制造业却还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根据新世纪初期对香港经济的有关研究，说明香港本地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是40%，转口的附加值率是20%，离岸贸易只有不足8%。

2、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香港的优势相分离。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轨迹，前十年具有显著的“轻型化”倾向，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转向了低积累、重消费的增长轨道，同时由于在80年代还是国有企业为主体，而国企在获得经营自主权后，有明显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消费的倾向，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个人收入与轻工业的增长显著超过了储蓄与重工业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模式与香港向内地大规模转移轻型制造业的过程是高度配合的。

3、新全球化改变了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香港经济则由于朝向服务业而难以适应这个变化。

冷战结束于90年代初，接着开始出现了新全球化过程，到新世纪初新全球化出现了“奔腾”化的发展。巨大的外部需求不仅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巨大动力，也由于美欧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使中国的贸易结构得到提升。

4、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区域结构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对香港的服务产业也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一直都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即工业结构越往南往东就越“轻”，相反北部和西部的重工业比重更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由于经济结构的“轻型化”倾向，就使得国内需求集中指向了珠三角这个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加之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轻型产业转移，使珠三角的轻工产业优势更加明显，因此使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得以在长期内领先全国。

但是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朝向重化工业，需求重心就开始向珠三角以北地区转移，这种“经济增长极北移”的现象，使工业、贸易与投资活动都不断向珠三角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尤其是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由于香港在地域上远离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香港的服务产业优势就更加难以发挥。

5、香港服务业难于和内地的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也直接受到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日趋发达，服务业发展日趋成熟，服务业逐渐本地化的巨大影响。

珠三角地区正在兴建高铁网络，建成后在半径300公里范围内将形成“一小时”都市圈，将整合进珠三角范围内的所有主要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更发达，产业联系也更紧密，估计服务业脱离香港而更加本地化的倾向也会更加明显。

香港经济萎缩（香港经济停滞）

香港房价1997年为什么暴跌

2010年开始了一场全民大猜谜，很多开发商、专家学者、购房者都参与进来了，估计大家都知道猜的到底是什么了吧，对，就是2011年的房价走势。引爆这场大猜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个报告，报告的主要观点是说2011年上半年房价将下跌两成。给出的理由是当时的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调控非常严格，开发商的钱开始收紧了。到现在，2011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谜底其实还没有揭晓，但我今天不想去探究到底谁猜对了，或者谁猜错了，我想探究的是开发商的信贷是不是真的收紧了？我在《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这本书中，特意查了一下当时的真实数据，太可怕了。因为仅仅是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开发商的贷款竟然就有6000亿。各位晓得2009年一整年银行放出的贷款是多少吗？告诉你，是5980个亿，而且很多专家都说2009年中国银行业的特征已经是天量信贷了。可是，现在的状况是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发放的贷款竟然比2009年一整年还多，同时还超过了2007年与2008年的总和，这难道不可怕吗？透过这组数字，我想告诉你的是，开发商现在根本就不差钱！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继续看到开发商囤地、捂盘惜售。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房价应该下跌或即将下跌，可能更多的是从道义上来讲的，是一种道德感。但是，正是这种道义上的评判，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老百姓更大的痛苦。我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一些所谓的专家到处说这个房价会下跌，老百姓才会抱有希望。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房价是一涨再涨。这对老百姓来说，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折磨，就像是用钝刀子割肉，一点点让你死掉，这还不如干脆点，让大家死个痛快。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个房价是涨是跌，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分水岭。它把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分成了“唱涨派”和“唱跌派”。其实我觉得这两拨人都有点奇怪，如果说是为了打压房价，那我们政府出台的政策，包括之前推出的新“国五条”、“国十条”，都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表面现象。猜房价，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明明都是瞎猜的，给出的理由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当然，不管这些专家学者吵的多热闹，我得先做个表态，很多人在网络上留言说，郎教授说了什么什么样的观点。我在这里要清楚地告诉各位，我不是股评家，也不是理财专家，我从来不会去预测股市、楼市会怎么样，这方面的话题，我是从来不谈的。为什么？因为我水平不够，而且这也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想谈谈，目前这种状况，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这种“北京式”的下跌其实是属于心理按摩，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各位想一想，为什么市区中心的房价都这么高了，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涨？而且，即使它一个劲地疯涨，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要买市区中心的房子？你是不是觉得奇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所有好的资源都集中到市中心了，比如说学校，医院。而我们老百姓，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让家人生病时能接受更好的治疗，就只能想尽办法住得离市中心近点，更近点，所以才会出现市中心房价都这么高了，还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想想看，如果把好的资源迁到河北的涿州去，或者迁到燕郊去，那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还会这么堵车吗？房价还会这样吗？所以说，现在问题的本质是资源分配制度的问题，如果说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分配制度，而只是想透过某种手段抑制这种强烈刚需的话，中心城市的房价根本就降不下来。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房价究竟是高是低，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还以北京为例吧，如果说3万块钱算高，2万块钱算高，那1.9万块钱是不是就不算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房价的涨和跌，当作判断房地产是否陷入危机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了。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不是说房价涨了，它就一定有危机，房价跌了，就没有危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最可靠的指标是什么？是老百姓的负担能力。我举个例子，各位晓得香港的房地产为什么会在1997年崩盘吗？如果你跟媒体一样，说是因为索罗斯狙击香港，那我告诉你，你完全搞错了，因为那只是表面现象。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香港的供楼负担水平在1997年金融海啸之前已经很高了，在1994年、1995年的时候是90%，1995年跌到70%，然后1996年又上来了，在金融海啸之前最高达到110%，都成了负资产了，这太可怕了，因为这是崩盘的前兆。想想看，香港的老百姓把收入的90%、70%、110%，都拿去还房贷了，甚至都透支了，还怎么消费？老百姓没有钱消费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的猛然下滑，这种状况持续下来，香港楼市怎么可能不崩盘？索罗斯的狙击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而且，透过中国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看出来，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并不是最差的，之后香港经济还经历了两次衰退，等到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香港的旅游业和酒店业几乎停业。这整个过程中，楼价一直下跌，经济萎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月供太高了，透支了香港人的钱包，一直到这个比例下降到30%以下，香港经济才开始好转。所以说，30%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为什么这样讲？我给各位分析一下。如果说老百姓用30%的收入拿来还房贷的话，就能用剩下的70%的钱去消费，透过消费可以拉动经济，经济就可以稳定地增长。那我问你，如果房贷的负担是70%呢？那是不是就只剩下30%可以消费了？你知道老百姓消费能力大幅下降的后果有多可怕吗？整个经济就会萎缩。想想看，如果老百姓不消费的话，那么多企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产品卖不出去，库存就增加了，怎么办呢？只有裁员。然后呢？倒闭。这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太可怕了。这是什么？一个萧条开始了。所以，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一定要保证让老百姓的收入中，最多30%是用来还房贷的，70%可以用于其他支出，这样经济才不会走下坡路，才不会出现萧条。那么，我们来估算一下我们中国当前的情况。在我们中国的一线城市，房贷利率如果按照5.22%来算的话，一线城市老百姓是60%到89%的负债，远远超过美国规定的30%。二线城市的老百姓也好不到哪去，也高达40%到60%。这表明现在的一线城市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说贷款利率再上调，比如说由目前的5.22%升到6.07%的话，那一线城市每个月的还贷比率就是63%到95%，二线城市是45%到65%。我们再看下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按照5.22%的利率来算的话，全国平均是47%，而按照6.07%的话，全国平均就是50%。当然，目前我们这个比例还没有像美国次贷危机前，中国香港1997年崩盘前那么高，但是50%这个比率已经很高了，说明我们的楼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楼市了。更何况，一线城市还贷比率最高已经接近95%了，很可怕的。在房价高企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高房价让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创造力。我可不是危言耸听，你想啊，所有的人拼命工作，拼命挣钱，之后把钱都投到哪里了？我告诉你，既没有投到实业上，也没有拿去消费，基本都买房子了，这是很病态的做法，也是最可怕的。想想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自己的收入基本都拿去还月供了，那实质消费就减少了。对于那些手里有不少闲钱的人来说，本来想投资做点什么，可是，考察一圈下来发现，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基本没有什么钱可赚的，那干嘛还要辛辛苦苦地做呢？我还是拿去炒房吧。这真的很可怕，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整个创造力的下降其实才是最大的危机。你看10年前，马云花50万创立了阿里巴巴，小马哥的这个腾讯也是差不多50万，陈天桥也是50万，他们都用了差不多50万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手里有50万的话，他们肯定不会投到创业上去，那干嘛呢？肯定是拿这50万去付首付了。